一、哥本哈根别重蹈京都覆辙
广州日报/作者：李龙
发达国家一方面极力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果真如此，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很有可能重蹈京都气候谈判的覆辙。
恒河xx年后或干枯、图瓦卢xx年后沉入海底、马尔代夫沉没进入百年倒计时……这并不是预言家有意制造的耸人听闻的无聊预测，而是科学家在考虑温室气体排放后给地球开出的诊断书，气候变化已经使“拯救地球”的行动刻不容缓。
眼下，“拯救地球”的任务落到了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各国代表身上。在未来两周内，他们将讨论20xx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全世界的人们都期盼哥本哈根能够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转折点”。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被不断调低。解决一个由人类自身活动造成的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现在却陷于相互观望、指责和推卸责任的境地，人类自私和短视的弱点在环境问题上暴露无遗。
客观地说，形势比预期的还稍好。就在大会召开前夕，美国、印度、巴西、德国等先后宣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多少给人一种“共担责任”的美好期待。然而，承诺是一回事，能否将承诺落实到以后的具体行动中又是一回事，用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且不说一些国家的减排目标尚要等待自己的议会批准，即便是他们的承诺表现，也是“留有余地”的，如美国将基准年从19xx年变为20xx年，并且允许20亿吨的非实质减排抵消额度，欧盟30%的减排目标则是以哥本哈根达成国际协议为前提。这种附带“额外条件”的承诺，无疑让“拯救地球”的行动大打折扣。
其实，细加分析即可发现，美国不过是在重演京都气候谈判的故伎而已。众所周知，尽管美国曾是《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之一，但早在20xx年，美国参议院就拒不批准这一协议，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随即宣布退出，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在20xx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xx年上升了15.8%，而这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显然差之千里。同样，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一样，有不少都没有完成减排目标，像日本竟需要向完成减排目标的捷克购买4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加恶化的原因所在。
发达国家一方面极力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一切使得《京都议定书》“有令不从”。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似乎仍想玩弄这套把戏，一面急于把发展中国家拉入到减排承诺中，一面却又不愿意为自己的工业化历史还债。如果继续以这种思维面对现时的气候变化，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很有可能重蹈京都气候谈判的覆辙。
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在尴尬中迎来了艰难转身的时刻，尽管它并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续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重任已经摆在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面前。世界各国究竟会以怎样的姿态，又会以怎样的讨价还价，来续写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拯救地球”行动上达成妥协和共识，不妨拭目以待。
二、别在哥本哈根说童话
新闻晨报/作者：唐尼陈
十年来最重要的环境会议正在哥本哈根召开。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恐怕很难将全球变
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2摄氏度的变化足以给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剧变。这次，政治家们能不能凝聚共识，采取切实行动来应对气候问题？
中国已经主动承诺了。日前，中国国务院表示，到20xx年中国将把碳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削减40%至45%，并将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具体目标。负责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解释，中国的目标是自主承诺，而非国际协议。但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然而，中国的主动并不能解决另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期望西方能在资金和技术支持上采取切实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反应迟缓。可以预见，发展中国家会受到气候严重变暖所带来的最坏影响，除非得到有力帮助来应对日益增多的自然灾害和疾病，单纯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并不能拯救这些国家。
钱的问题最令人头痛。世界银行预测，到20xx年前，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可能每年在75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委托发起的一项研究也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实际上，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实施的措施汇总出一个成本，肯定远远超出以上数字。矛盾在于，发展中国家希望援助资金越多越好，发达国家则试图控制支出。
要花多少钱是问题，钱从哪里来更是问题。全球经济衰退还未恢复，现在是为国际事务筹集资金的最差时机。银行救助行动和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巨额财政赤字。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们的财政目标是削减开支，而不是为一个远期环境目标增加开销。何况，即使发达国家慷慨解囊，其中一部分资金也一定会以国际援助的名义出现。换言之，这部分钱包括在已经给出的援助承诺之中，而不是额外的新增资金。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有帮助的是新的、独立的资金来源，但这通常意味着将筹款权力交给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在国家财政政策上受制于人。哥本哈根会议能不能找到一种解决资金来源的方式，既能令发展中国家相信资金可以到位，又保证它们不用担心国家财政主权受侵犯？各国需要在已有的筹资建议中选择，是向未能达到减排目标的国家出售额外的碳排放额度，还是向国际航空企业或者海运公司征税。
本次峰会应该会达成某种形式上的协议，但协议中能有多少实质内容？但愿这次各国别把丹麦首都视为幻想联翩的童话之乡，还是按着这座城市名字的本意——“商人的港口”，直截了当地谈谈钱吧。
三、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成可信赖的大国
东方早报/作者：储昭根
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此次会议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领导人峰会”，大会也被很多人称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
据统计，此次会议将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名代表和专家参加，其中仅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就超过100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如此空前的规模本身已表明了世界在行动，全球已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
这就是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首先在于用合作与共识代替对抗。所以有的媒体过于渲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欧盟、伞形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三股力量的对垒及美欧日联手施压中国等说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今世界，已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付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赢家与输家的概念，只有双赢或双输
同时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近日表示的，“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而有全球暖化研究之父之称、世界顶尖的气候专家、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JamesHansen)更直言不讳：处理气候问题并不像选举政治，(它)没有妥协的空间。总之，富国要作出表率，发展中国家要努力，最穷的国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总是可以的吧？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难处，所有的国家都要相互理解，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要共同努力。
其次，减排的关键在行动与落实。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达成了一定共识，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已作出行动与各种承诺，这是令世人欣慰的一面。面对迫在眉睫的全球暖化问题，关键还是在行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达成协议是要具体落实行动的，达不成则更要行动。等发达国家作出多少实际贡献后，或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强度或规模减排后再行动，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所有国家均必须履行《京都议定书》所硬性规定的碳减排义务，同时必须要遵从“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准则。这也是万不得已的方法与措施。而且还要在完善国际机构检查、第三方核查、独立的国际专家组监督等三种基本国际监督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一个全球应对机制或新机构，依靠多数国家的共识，对执意不履行承诺与义务的国家实施一定的制裁或约束。这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来对抗少数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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